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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009 长见识了,原来我吃的是胎盘昨天配中药,有一包粉剂,一天吃一包,分两次吃的。婆婆也不知道是什么,说看着像三七粉,我当然知道不可能。看了下药方,叫紫河车,中药名都很怪。
上网一查,吓死我了,原来它是人出生时脱掉的胎盘,晒干后制成的……
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有。
医学解释: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胎盘含蛋白质、糖、钙、维生素、免疫因子、女性激素、助孕酮、类固醇激素、促性腺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能促进乳腺、子宫、阴道、睾丸的发育,对甲状腺也有促进作用,临床用于治疗子宫发育不全、子宫萎缩、子宫肌炎、机能性无月经、子宫出血、乳汁缺乏症等,均有显著疗效,对肺结核、支气管哮喘、贫血等亦有良效,研末口服或灌肠可预防麻疹或减轻症状。 让世界听见 朱哲琴的民族音乐寻访之旅结束了,很喜欢这个节目,会让我想起大学时自由自在的自己,虽然做的事情没有她的系统,心灵上的感受却是相似的。她是作为联合国亲善大使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做的田野调查,贵州、云南、内蒙古、西藏、新疆,三个月,深入20多个偏远村寨。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述自己在看这个节目时的心潮澎湃,很苍白,也无法传递给他人那些音乐、那另一个世界的美好。我看到的是被筛选后的精华,多么想直面那粗粝的世界,充满生命力的,茁壮的,旺盛的。西部也被汉化着,但在偏远地区依旧保持着独立的存在感。真想去聆听,被未知的旅程包围。
附:关于《让世界听见·民族音乐之旅》
从今年4月到7月,朱哲琴带领“世界听见·民族音乐之旅”工作团队,先后在贵州、云南、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音乐旅行,采访了大量当地民间艺术家,录制了七百多首民间歌曲(乐曲)。朱哲琴在2009年1月接受了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亲善大使的任命之后,开始倡导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世界听见?民族音乐之旅”正是朱哲琴接受亲善大使任命后展开的少数民族音乐田野调查工作。 2005年,朱哲琴曾想去内蒙古拍摄“长调歌王”哈扎布,但拍摄还未成行,这一年哈扎布就因病去世了。前两年西藏哲蚌寺的翁则诵经大师的去世,也使朱哲琴深深遗憾,低音诵经从声音现象来看可以说是全世界之最,能用低音诵经的经师越来越少。这些遗憾促使朱哲琴尽快行动起来,寻访和保护这些宝贵的民族音乐,这也是 “世界听见?民族音乐之旅”成行的重要推动力。 结束了四个月的音乐之旅和田野调查工作,朱哲琴感叹,我们的国家存在着如此斑斓多样的民间音乐和原生态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这些民间文化既面临着发展的困境,也仍然在传统和生活的滋养中,保留着蓬勃自在的生命力。 在西藏,76岁的藏族老人土登双手摘下镶有35种珍宝、插有16种羽毛的金色帽子,且说且唱、声情并茂,开始描述这顶著名的帽子,这就是藏族最辉煌的说唱史诗《格萨尔》的著名片段《宗巴赞帽》。《格萨尔》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篇幅最长的史诗。它讲述的是“天神之子”格萨尔降临人间降妖伏魔的故事,在藏区以说唱形式流传千年。土登最早在功德林寺听到了《格萨尔》,那是1947年,他只是个13岁的小喇嘛。1949年之后,土登离开了功德林寺,成为一名专业演员。“文革”结束后,土登多处寻访,向民间艺人学习,最后整理出了《宗巴赞帽》。此后土登带着《格萨尔》走遍了世界的舞台,也为这份珍贵的藏族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土登老人和他所唱到的《宗巴赞帽》这样的民间音乐故事不仅仅只存在于西藏,从云南、贵州到内蒙、新疆,朱哲琴带领“世界听见”工作团队一路做田野工作一路为少数民族丰富的音乐宝藏而感动。 在云南德钦县奔子栏乡(奔子栏是藏族音译,意为“美丽的沙坝”),“世界听见”工作团队见到了锅庄舞的传承人徐桂莲,她带领众人跳了七段锅庄,还接连录制了《吉祥十五》、《奔子栏敬酒歌》、《日月同辉》、《六畜兴旺》、《孝敬父母歌》、《喜玛拉雅之歌》等传统歌曲。奔子栏有名的是锅庄,锅庄意为圆圈歌舞,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节庆婚俗时,会跳锅庄。一般而言,吃完饭,晚上八点开始坐唱,到12点。然后开始跳唱,到第二天凌晨。藏族锅庄歌词包罗万象,可以任点宇宙人事,莫不都在其中。 在贵州,“世界听见”音乐寻访之旅到达了黎平县黄岗村,由于太过偏远,这里还没有被现代化的浪潮波及,黄岗村人聚集在鼓楼,按照不同的声部坐好,唱起了侗族大歌。侗族大歌,是侗族特有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歌队中不同的声部此起彼伏,跌宕错落,其复杂程度不下于西方的合唱。这个飘荡着侗族大歌的黄岗村仿佛传说的桃花源。 在内蒙,朱哲琴及其工作团队来到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简称东乌旗,这里被称为“长调之乡”),在一个蒙古包里,朱哲琴邀请了几十位长调歌者一起歌唱,其中有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们的歌声最沧桑深沉,也有中青年人,他们中气十足,高音直入草原的天空。 在新疆,朱哲琴及其团队在吐鲁番鄯善县鲁克沁镇与木卡姆的民间艺人们相遇,木卡姆为阿拉伯语,意为规范、聚会,是穆斯林诸民族特有的音乐形式,倾听吐鲁番民间音乐家吐尔逊?司马义演唱了一曲悲伤的吐鲁番民歌《阿娜诺尔罕》。 这些的民间音乐的传承者本身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用自己的音乐证明了传统音乐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这些音乐流淌在他们的血液和身体里,既是传统的延续,也是当下生活的一部分。 一路上,朱哲琴和“世界听见”工作团队既聆听到丰富优美的少数民族音乐,也看到年轻一代将传统音乐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所做的努力,民间音乐人才让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证明。才让出生在甘肃南部的玛曲,小时候和父亲在草原上放马长大,听妈妈唱藏族歌曲,他到过北京学习四年,听过古典音乐、摇滚乐,后来通过一个电子音乐人听到了许多世界音乐,发觉许多音乐和藏族音乐相通,于是他返回青海、西藏、云南等地,寻找民间艺人,学习藏族音乐。2005年,寄居在香格里拉朋友家的才让,敲击铃铛时偶然找到了自己的音乐风格——以一种宁静、深沉的曲调唱出佛经。在政府的支持下,他成立了一个民间音乐创作者协会和一个乐队,将藏族音乐的一些元素融入其中,又有现代的风格。 各民族艺术假如封闭起来保护,结果只是像标本一样,没有生命力。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一个现代化生活的现实,去迎接和参与这种改变。而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像朱哲琴这样的艺术家投入,也需要大量才让这样既扎根本土、又有开放心态的当地年轻人。 在采集了700多首原生态音乐之后,“世界听见”工作团队正在为整理和发展这批珍贵的少数民族音乐宝藏做准备。朱哲琴将寻找国内外优秀的制作人,共同发展出新的作品,她希望制作出一套双CD,将录音采样和制作后的音乐对照出版,以此来带动更多的音乐人、文化人士,参与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再创作中来,探索民族音乐会不会成为中国当代音乐的源泉,也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介入当代生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当电视没信号……昨天去复查了,正常,但是为了保险,还不能随意活动,要继续卧床休息为主。
根据胎儿情况,三个月还不到点,家里人都很担心,那我还是乖点吧。
今年记者节,报社竟然外出活动,留宿一夜,我的运气真是背的,进报社五年,没旅游机会过,顶多到附近溜达一下,亏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
天天躺在家里,觉得被社会抛弃了,这时候倒感谢起之前为工作订的三份手机报,每天还知道点新闻。另外就是靠燕飞同学说点单位里的事,感觉自己还是个社会人。忽然有点明白叶旭华为什么那么想念同事了,是不希望自己被抛弃吧。
上午吃完一个小时的早饭,可悲地发现电视没信号了,爽啊,彻底无所事事了。其实可以看书,但是躺床上看书真是极其花费眼睛的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喜欢看书了?应该不是的,我不过是对看书的环境要求高了点。
偷偷上一下网,我马上就躺回去:) 11/1/2009 受刑第13天,躺在床上第13天了。
最大的收获是看了旅游卫视的《行者》,跟着朱哲琴去了一趟西部。
前几天手机报上有句话:人生最大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深表认同!
起床走动一会儿,还是腰酸,所以不敢乱动。
脸上的痘痘依然很顽强,不知内分泌何时正常。
继续受刑吧…… 10/29/2009 住院思绪不宁时,总是只能依靠日记来平静。躺在床上一周了,自由限制的同时,大脑空洞才可怕。
上一个周四中午,当看到那么多血从身体里流出,眼泪哗哗往下掉,怕得不知所措。害怕让我害怕的事会发生,幸而没有。然后就是住院,保胎。因为沉甸甸的心事,怎样都轻松不起来,尽管心态摆好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生孩子是很麻烦的事情,可我走在一条寻常人都在走的路,应当满怀期待做一个伟大母亲的。
来来去去的人,让我不得不把生孩子视作头等大事,而我之前却一直在避免这一认知。不喜欢和人交流怀孕的经验,不喜欢听人说孩子怎样怎样,我是不是有毛病……
好无力,卧床的无趣,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
看电视到头晕,看书也只能看得进小说,睡觉更不可能从早到晚。
不喜欢吃白米饭,很多菜都没胃口,食之无味,怕婆婆觉得我难伺候,不管小菜怎么宽慰,也不想提出过多要求。一日四餐,明明饿,也不知道吃什么是有味的。希望身边有人陪,希望可以做喜欢的事,脑袋却是空空如也。电视节目没有营养,看着也乏味。
之前在旅游卫视看到朱哲琴寻访民族音乐的节目,好羡慕。可我依老大的说法,心比天高,行动是个矮子。我违背了当初的理想,并且逐渐忘却。可悲的是,还不断缅怀。
不能再写了,坐的时间一长,身体又会疼。这样的日子起码还得过半个月。
我的升级日记果然还是做不到温情脉脉。 10/20/2009 搬家了乍听tom waits的《chocolate jesus》,并不觉动听,只是新奇有趣,公鸡打鸣的背景乐,轻松诙谐的节奏,配的却是沙哑的嗓音。但听到三次后,迷上了。 这是一个60岁的老男人,陈旧沙哑的嗓子,压抑的喉声,昏暗的背景音乐,这个世界令我迷醉。 尽管这音乐与我目前身处的环境略微不协调,分明是阳光灿烂,楼下桂花香飘着,飘进屋里,蔷薇花开得正好,又何妨?难得的好心情,终于再度附着肌肤,散发沁人的芬芳。 我搬家了,从没有阳光的小二楼搬到日照最长的正二楼的尽头,换了个岗位,做新业务手机报。领导很人性化,大肚子不用采访了,也算运气好吧,恰好出现这么个新岗位需要合适人选。 离开专刊部,是有些不舍的,很多原因。十个月时间,让我学到不一样的业务能力。当然,十个月,也足以培养与一个部门的感情。虽然比不上编辑部两年的感情,可我会想念那儿的快乐。 等生完孩子回来,不知道会怎样,呵呵。生活倒是突然充满了变化。 10/16/2009 转帖必是精品。真的是很好的备忘录父親給孩子的備忘錄
梁繼璋先生是香港一位名電臺節目主持人. 也是一位兒童心理學導師.這是梁繼璋寫 給兒子的信, 但看後, 我覺得不只給兒子, 其實可以適合所有人看! 我兒: 寫這備忘錄給你,基於三個原則: (一)人生福禍無常,誰也不知可以活多久,有些事情還是早一點說好。
(二)我是你的父親,我不跟你說,沒有人會跟你說。 (三)這備忘錄裏記載的,都是我經過慘痛失敗得回來的體驗,可以為你的成長省回不少冤枉路。 以下,便是你在人生中要好好記住的事:
(一) 對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懷,在你一生中,沒有人有義務要對你好,除了我和你媽媽。至於那些對你好的人,你除了要珍惜、感恩外,也請多防備一點,因為,每個人做每件事 ,總有一個原因,他對你好,未必真的是因為喜歡你,請你必須搞清楚,而不必太快將對方看作真朋友。 (二) 沒有人是不可代替,沒有東西是必須擁有。看透了這一點,將來你身邊的人不再要你,或許失去了世間上最愛的一切時,也應該明白,這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三) 生命是短暫的,今日你還在浪費著生命,明日會發覺生命已遠離你了。因此,愈早珍惜生命,你享受生命的日子也愈多,與其盼望長壽,倒不如早點享受。 (四) 世界上並沒有最愛這回事,愛情只是一種霎時的感覺,而這感覺絕對會隨時日、心境而改變。如果你的所謂最愛離開你,請耐心地等候一下,讓時日慢慢沖洗,讓心靈慢慢沉澱, 你的苦就會慢慢淡化。 不要過分憧憬愛情的美,不要過分誇大失戀的悲。 (五) 雖然,很多有成就的人士都有受過很多教育,但並不等如不用功讀書,就一定可以成功。你學到的知識,就是你擁有的武器。人,可以白手興家,但不可以手無寸鐵,緊記! (六) 我不會要求你供養我下半輩子,同樣地我也不會供養你的下半輩子,當你長大到可以獨立的時候,我的責任已經完結。以後,你要坐巴士還是Benz,吃魚翅還是粉絲,都要自己負責。 (七) 你可以要求自己守信,但不能要求別人守信,你可以要求自己對人好,但不能期待人家對你好。你怎樣對人,並不代表人家就會怎樣對你,如果看不透這一點,你只會徒添不必要 的煩惱。 (八) 我買了十多二十年六合彩,還是一窮二白,連三獎也沒有中,這證明人要發達,還是要努力工作才可以,世界上並沒有免費午餐。 (九) 親人只有一次的緣份,無論這輩子我和你會相處多久,也請好好珍惜共聚的時光,下輩子,無論愛與不愛,都不會再見。 你的爸爸 梁繼璋 10/15/2009 寂寞翻着几米的《又寂寞又美好》,明知看着会忧伤,还是喜欢。能够被触动的就是这样孤寂的灵魂。
为什么我会寂寞,如此深邃的寂寞,全身都浸在粘稠的海水里,窒息,不能排解的深入骨髓的寂寞。 我没有被世界抛弃,这个世界也会呈现温暖美好的面目的,是我感受它的时间太短暂。停留不了几日,甚至连一日都很难。轻易的,让自己变得孤寂而伤感。又一边觉着美丽无比。 寂寞,是什么,是深如大海的无底洞吗?是站在人群中也全身发冷吗?是在大笑时仍然哭泣吗?是苔藓植物般在阴暗里生长吗?寂寞,吞噬着每一寸肌肤每一根神经每一滴血液…… 我总是对它无所适从,然而当它离我而去,又会无比想念。往往,它很快就会回来,继续让我在寂寞中绽放颓靡的色彩。 不是年少时的无病呻呤,不是学生时的故作深沉。所有的情绪都无法控制地在蔓延,如藤蔓,纠缠不休。 .几米
玫瑰花不相信这是真的
她的身体因害怕而微微颤抖
“这世界上真的有人不爱我?” 我不敢说实话 怕她伤心得一下子就凋谢了 10/14/2009 向党靠拢有好处大概一个月前,王总让我写杭报集团党员廉洁从业征文,最恨写跟党有关的征文,心里犯嘀咕“又不是党员,干嘛要我写”,可是不敢反抗。回家想了想决定写熟悉点的评论,正好那几天跟人讨论起记者红包的问题,就定了个主题。写评论就不复杂了,成文蛮快。
早忘了这事,没想到今天办公室让我去领钱,拿了个三等奖,而且本报选送的只有俺一人得奖,哈哈,开心的!属于意外之财啊!
自恋下,贴出这个征文(还是有些恶心的,因为很正义凛然的样子):
当记者遭遇“车马费” 2008年9月25日晚,《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目睹了职业生涯中永生难忘的一幕:近百名真假记者赶到发生矿难事故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领取“封口费”。 事件曝光后,媒体从业人员惊呼:“这真是新闻界的耻辱!” 可是,真的所有媒体从业人员都能挺起胸膛表现出一副大义凌然的样子吗? “封口费”在记者的日常工作中并不鲜见,当然,它换了个名目,“红包”,或者更好听的叫做“车马费”。在杭州,拿红包还有个小名叫“拔萝卜”,领一份“车马费”写一篇不痛不痒的报道,皆大欢喜,就像拔萝卜一样不用费劲。 作为一名记者,不可能没有遭遇过红包。只不过作为县市报的记者,比起大城市的同行,要经受诱惑与考验的机会相对少一点。然而,少归少,有还是有。所以,在记者究竟如何应对红包这件事上,仍然有发言权。 听说过一些场景,说出来虽然让人脸红,却绝对不是天方夜谭: ——某电视台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先是摄像来,领一份钱走了,之后是编导,领了一份钱走了,再之后是记者,领了一份钱走了,最后是摄像、记者和编导再签一次到,再领一份钱。 ——有某杂志记者,新闻发布会去晚了,就找到主办方负责人,说红包怎么不给我。负责人说,现在艺人正在采访,等完事后给你。几分钟后,该记者推门进去,说话声音很大:“红包怎么还不给我?”负责人赶紧把她拉到门外,小声说,采访完了就给你,稍等。没一会儿,该记者又推门进去,大声说:“怎么还不给我?”负责人又只好把她劝出来,如此反复三次。 ——某电影新闻发布会,一名没有受邀请的记者闻讯前往,试图得到红包,主办方说,您的名字没有受邀之列,所以没有。该记者大怒:“怎么可以这样?这涉及到我的尊严问题。” “千万别和钱过不去”,这句话颇能代表媒体从业人士的一般心态。某都市报的时政记者告诉我,她每个月仅仅红包就有2000多元。当然红包数量是不固定的,有的月多些有的月少些。跑经济口的记者拿的红包最多,这是业内的常识。 作为常识,我们都清楚,拿人手短,收了红包,你怎么保证新闻的公正性、真实性?可是,为什么在中国,记者拿红包会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长期进行传媒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展江曾发表观点:在发达国家,记者收受红包现象逐年减少,基本上已经杜绝。一方面是因为有行业自律的规则,新闻从业人员高度职业化,拿红包被视为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媒体私有制的情形下,媒体的老板会从维护自己媒体声誉的角度严加抵制记者私下收红包现象,而在中国则可能造成没有人为报纸声誉负责的情形,现在媒体的所有制形式是导致这种谁也不负责任现象的根源,这是记者收受红包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媒体采用股份制的形式,股东会比现在的报社老总更有积极性抵制记者红包现象。 中国的媒体已经在走体制改革的道路,但在这个或许坎坷的过程中,记者们难道就可以自欺欺人地找一些诸如“制度制约,理想不能实现起码要拿点经济利益”之类的蹩脚借口吗?当我们在报纸、电视上一脸正气地质疑政府的不作为、鞭笞官员的腐败时,一边还为“拔萝卜”奔波在开各种各样的会议的路上吗? 无疑,记者大面积收受红包绝对是一种行业自杀行为,即使我们无法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实现新闻理想,也不该让金钱腐蚀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虽然伸张正义、为民请命很难,甚至吃力不讨好,但是我们不该忘记最初的梦想。 10/13/2009 走神中10/10/2009 火葬场入秋了,树叶开始凋落。明明是最喜欢的季节,为何今时今日平添了更多的萧瑟?
上午又去了火葬场,从报社到那儿也就二十分钟车程,却在心头碾过一阵又一阵疼痛,反反复复。是记忆的疼,在搜肠刮肚。 叶旭华的追悼会,来的人不少。这场面太容易让人落泪。 从经过那一座座桥开始,就无法抑制了。全都是往事的叠影,那是我在对爸爸说:“过桥了,我们回家了。”每过一座桥就要说一遍,给他指引回家的路。 第五次来火葬场,对一个28岁的人来说,经历过的至亲的死亡恐怕算多了。爸爸、爷爷、舅舅、大外婆,都无法善终。但是站在此地,始终不能忘却的依然是和爸爸有关的一切。哭到声嘶力竭,哭到几欲晕厥,哭到流不出泪,这一刻眼望着叶旭华的遗像,眼泪不知是为她而流还是为回忆而流。 怕到那个地方,看到被化了妆的遗体,看到升起的烟,会把我变回那个小女孩。16岁的女孩懂得太多又懂得太少。 可是又常常在梦里回到这个地方,最后一次离爸爸那么近的地方。来到这儿,就能找回过去,找回对我那么重要的过去。是这些过往把我变成今天这样一个人。 为叶旭华而流的眼泪都是真诚的,为她年轻的生命痛惜。却要请她原谅我的眼泪有一部分留给了自己。 心情不好就这样听自己喜欢的歌,写点什么,慢慢平复。
那些排行榜上的流行歌曲还是不适合我,阴暗潮湿的triphop才是属于我的。无法改变。 最近如果半夜醒来就会很难睡着,今天凌晨2点起来上厕所,后来一直辗转难眠,折腾了一个小时才迷迷糊糊睡去。在这样的时刻,会很孤单,不敢叫醒身边人,一个人对抗着不断运转的大脑,而我每次都会回想不愉快的经历,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这样无益于肚子里的生命,而我又实在没法改变。
是我自私。 今天是“精神卫生日”,小菜说是我的节日……
反正不能退货了,你就将就吧。 10/8/2009 忽闻死讯下午三点多开机看到两点半发来的信息:叶旭华8日中午因病逝世。
2007年到今天,两年半了。叶旭华算不算解脱?可是三十出头的年龄,留下七八岁大的孩子,谁到这时候都想多活一天,哪怕忍受病痛。
晚上在小菜姑父家,他是教书法的,家里当时坐着十多个孩子。看着这些孩子,想到叶旭华的死,想到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突然中断的生命,觉得一个人能够顺利活到老死真是不容易。一定是有命运这回事的吧,不然为什么就有那么些人没法等到白发苍苍才离开人世呢?
活着的人想到宿命才能更好地面对命运馈赠的“礼物”,不论多么艰难也可以坦然处之,不是么?
长假结束了,重新开始工作。 10/5/2009 进入第三个月10/1/2009 十年前的今天十年前的今天,我在守夜。爷爷自杀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第一次成功。
至今我也不能完全懂得他的抉择。
因为爸爸的早逝,爷爷的死,被很多人忽略了。并非忽略了葬礼本身,而是亲戚们再一次把情感投注给了爸爸,满怀遗憾地替爷爷惋惜,言辞间都是爸爸的过往,和爷爷的决绝,反而忘却了回忆爷爷自己的人生。
没有办法忘记这个日子,是因为当时我们也都沉浸在建国五十周年的喧闹气氛中,铺天盖地的爱国教育和对大阅兵的期待。等待着放假的日子,忽然在9月30日接到电话,说爷爷走了。
第一次接到类似的电话是1999年元宵。全家的心情还未从爸爸的去世中回复,老家传来消息说爷爷用爸爸曾经做手艺的刻刀割腕自杀。那个年本就过得压抑而凄楚,这下更添凉意。记得当时住校,向老师请假,未准,人在学校,却仿佛被碾过一般,毫无生气。这个消息带来的震惊远大过悲伤。
和爷爷的感情并不算浓,他不爱言笑,和爸爸性格很不一样。爷爷很瘦小,话不多,非常聪明(这点遗传给了两个儿子)。小时候最深的印象是在饭桌上,被他盯着,一粒米都不敢掉在桌上。但是作为唯一的孙女,我知道他很喜欢我。在村里,他有着很好的形象,因为他有两个出色的儿子。村里人都知道,爸爸和叔叔在富阳发了财,光是村里修路,爸爸的捐款就是最多的。这些给爷爷脸上添了光,走到哪儿都挺直了腰板。
只是我从不知道,他的性格里有如此刚烈的一面。
自1998年12月28日爸爸去世那一天起,爷爷就不说话了。葬礼上大家以为他只是一时悲痛,之后他便躺在床上没法起来,再也不肯开口。爷爷很拧,以前一生气可以躺床上三天不吃不喝,可是这次我们知道没这么简单。但是,爸爸的去世的确让每个人都难以接受,他的反应亦属正常,在劝慰之后,大家也就渐渐散了。奶奶同样为痛失爱子悲痛不已,无暇顾念本就感情不深的丈夫。
直到元宵那天,二姑姑、姑父发现爷爷躺在血泊中才知道事情的发展超出我们的意想。
爷爷被接到二姑姑家,同在村中。他坚持住在地下室,不肯出门不肯说话。我和弟弟每个周末都去老家看望他,坐在床前亦是无语。那时的我真的还没长大,完全不懂得怎样宽慰另一个悲伤的灵魂,比如妈妈,比如爷爷。任凭心淌出血来,看着爷爷一天比一天消瘦无力的身形,暗自神伤。而这番场景不过是让我们更加怀念爸爸,埋怨上天。
后来,大人们议论着爷爷为什么无法面对现实。他们说,他太好面子,在农村里,白发人送黑发人,常认为是这家人做了坏事,老天在惩罚。他觉得原先挺直的腰板再也挺不了了。加上自杀未遂,更要被人们看不起。于是索性一条道走到黑。
我不确定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因为爷爷从来没说过。他不过是用行动证明着必死的决心。
一次一次地自杀,姑姑姑父没办法了,只好把门锁起来,收起家里所有潜在的凶器。可是,心病还需心药医,没有人及时开导他,外在因素的去除没法治本。终于,爸爸去世近一年后,逢建国五十周年之日,凌晨,姑父在半山腰的溪涧里找到了爷爷,他浸在冰冷的溪水中,皮肤发紫,没了呼吸。他如愿了,子女们也因为已尽了全力只能责怪命运,将所有情绪归于对爸爸的痛惜。
守夜时,姑姑们都要哭灵。有些老人是喜丧,哭灵都是喊了人来的,哭得很职业,哭得很脸谱化,但好歹哭的是死者本人。而爷爷这场尤为特别,姑姑们哭着哭着开始喊起“阿哥”,每一个来参加葬礼的人议论的都是爸爸。老人们摇着头,也叹息:“哎,建明(爸爸的名字)走得太早!”
我也同样想着爸爸,但更没有办法从“自杀”这两个字中解脱出来。爸爸走后,我们都把妈妈看得很牢,怕她歇斯底里,尤其做七期间,每回上坟,妈妈都是被抱下来的。跟着爸爸走,这样的想法很容易出现。但我一直认为自杀是懦弱的行为,是对生活失去主宰的能力而选择的下下之策。可是爷爷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让我重新认识这个词。究竟需要怎样坚定的决心才可以支持一个人走向必死的结局?究竟要对生活绝望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让一个人无所畏惧地丢弃生命?忽然以为自杀原来是要很勇敢才可以。
自杀的人必须有勇气,这个想法让我胆怯了。原先脑子里闪过的念头,这一刻都被我否决。
是的,爸爸去世给我的打击至今未能消除,可想而之当年我是多么无措。面对生活中的艰难,我细腻敏感的神经几度无法承受,每每念及都会闪过那个可怕的念头。可我那时才知道,我根本没勇气走这条路。
对生活,我还没有绝望,我还想用仅仅17年的经验去开创自己的人生,我想带着爸爸给我的爱延续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我还年轻的生命,无法像爷爷那样彻底诀别。
十年了,如果说爸爸的去世给予的是无尽的忧伤,爷爷的去世反而是救赎,让我对生命有了更强烈的反思。
虽然这十年,偶尔还有灰暗的情绪滋生,可是我始终记起史铁生在病榻上写的一句话:“世界是你眼里的世界,如果你死了,世界也就不存在了。”虽然有些自我中心,可这样的想法足以让我们活下去。
谨以此文纪念爷爷去世十年。
ps
三点半就醒来睡不着,从前几天就开始想爷爷的十年,索性起床写这篇文章。史铁生那句话恰好是唯心主义的核心,唯心主义总是比唯物主义可爱些。
写完已是五点,天色依旧漆黑。 9/29/2009 秋雨两个大男人喝着绿茶,温文尔雅地争夺着一个女孩。同时爱着她,一个先来,一个后到。用最和平的方式解决怨气和怒气。“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一个人笑着说,另一个举起茶杯“以茶代酒”回道“丑话说前头,我不会放弃,但我们交个朋友”,很有趣的场景。
这是2004年冬天在长沙一家小咖啡馆看到的场景,这两个男人一定会是连岳非常欣赏的人,够豁达够睿智够成熟。那个女孩多么幸运,跟任何一个都会是幸福的吧。 前一个小时在看2004年的日记,都是将手写的日记整理成文档的文字。那时候的自己虽然也是一抹忧郁的淡紫,可是对知识的渴求让她绽放光芒,吸引着周遭的人,得来掌声与赞许。反观如今,自觉惭愧。 工作后的我越来越平庸了。 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很多的事,一幕幕。站在鹳山门口,望着雨水浸润的萧索,眼前漂浮过2006年见到的漫天的羊毛般的云朵,泪水划过。 最近很喜欢赖在c的腿上,好像在汲取力量,在被拥抱中感觉自己的存在,不让情绪化的何芳过于泛滥。怀孕应该是幸福的,我为何还是无法开怀? 不知足。 在我体内的情绪是否都在腐败?向着无法化解的未知,腐臭。 2004年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个鹰一般的女子,像法拉奇,2009年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无病呻呤的女人,像安妮宝贝。 我讨厌安妮宝贝,即使李曾说我和她很像,即使我也知道真的很像。2003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这样。那么,我的确就是这样的连自己都厌恶的人吗? 孙鲁烨(应该叫她lulu吧)忽然而至的消息,告诉我她的宝宝四个月了,中美混血儿,名叫fire,热情的名字。
看她为女儿写的日记,满满地溢出来的幸福感。 张伟说我精神虽禁锢,但一直在努力突破,只是不知是否成功。我也不懂为什么对幸福的感知度这样弱。也许等到感应到肚子里另一个生命的律动,我会更像一个母亲吧。 睡得早醒得也早,听雨声,开着的窗户传递阵阵桂花香,幽暗的房间,身边人纯洁的睡脸,秋天的早晨竟是带着阵阵凄清。 秋风秋雨秋煞人。 9/25/2009 清晨的薄雾清晨五点四十醒来,别无他事,披上一件长袖衬衣,走到屋外。薄雾时分,在影影幢幢中,桂花的幽香附着于水汽浸透了我的血管。 不知桂花已悄然绽放。 环抱着双臂,短发在此时显出几分柔弱。眼前仿佛是英国小说中的树林,柔和的光线穿透滴着露珠的树叶,闪烁斑斓。女主角披着羊毛披肩,身着红色天鹅绒长裙,男主角在左后侧五公分处伴随前行,细声交谈昨夜的那场聚会中发生的有趣的抑或令人遗憾的事。满满的绿色,深得发黑的绿,还有偶尔蹿跳着掠过视线的松鼠,这一刻的清晨,是令人神醉心迷的宁谧。 随手翻开本书,《香奈儿的态度》,读着香奈儿不可一世的骄傲和自信,其实她也是害怕着这个世界。但她终究是一个强悍的女人,即使为情人的死去悲伤哭泣,她也流露不出几分娇弱。她的短发,她的黑色,她的廉价布料,她的叛逆,她的孤独,她的清高自傲,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离经叛道。 我不爱她,可我崇拜她。一个理性又感性、自由又寂寞的女人。 昨夜买了五本书,吉本芭娜娜和安意如,都是目前当红的年轻女作家,没有那般沉重,适合无所事事时翻看。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腰封上写着“中小学生必读书目”,还是毅然买回家来。这个身世坎坷的女人,80后的我错过她很多年了。 在安意如的书中,看到的都是女人,《美人何处》中写到一句词“一宵冷雨葬名花”,她说每回记载陈圆圆都用那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委实觉得委屈了陈圆圆,成全了吴三桂。美人的命运皆是乱世锁定了结局,随波逐流中,她并不具备定乾坤的决定性作用,不过是文人臆想着红颜祸水的艳情传奇罢了。陈圆圆如是,褒姒如是,妲己如是,杨玉环如是……历史的前行,某个人的出现是必然。没有她们,也会是另一群她们。 在我的眼里,女人的故事总比男人精彩,是因为女人的多变性吗?在理性的世界里,每一步都有迹可循,在感性的世界里,下一秒就能激起惊涛骇浪。瞬息万变的女人心,让这个世界可爱了几万倍。而那些个糅合了男性、女性双重特质的人,更是能演绎出甚为曲折精彩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吧? 薄雾散尽,阳光照进现实,合上书,走出文字营造的空间。 我,这个典型的小女子,能讲述的也就只有感情用事的故事而已。 9/22/2009 崩溃啊富春江运动节特刊,写得要崩溃了!
焦躁,无比焦躁。
弄完这个特刊,要好好放松下,烦死了啊!
天气就这么凉了,不管,我继续穿高跟鞋,穿得稳就好了嘛!郁闷!!!!!!!
胖了,牛仔裤也穿不了了,要去买孕妇装了吗?再一次郁闷!
真的好麻烦啊,怀孕这种事,是谁说很幸福的?
神啊,拜托,有没有办法让我不要这么烦躁了~~~~~~~~ 转:苏珊·桑塔格是怎样读书的?要探究批评家是怎么读书的,就好比探究大厨是怎么准备食材的、模特在后台是怎么穿衣的,不是不可以,但那究竟不是人家想要给你看的东西,是好奇心不得体的运用。 我一直想知道苏珊·桑塔格是怎么读书的。不但想知道她写作那些名文时如何利用书籍资料,而且想知道她会不会躺着读书、她爱不爱做摘抄、她有没有反复取法却决不示人的独门秘籍……在桑塔格生前不可能了解得到的事实,在她身后出版的日记里多少留下了一些线索。第一卷《重生:日记与札记,1947-1963》乃“桑塔格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之写照,生活细节密密匝匝,与书籍相关的内容零零碎碎,散在其中。我把芝麻拣出来,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偏嗜,绝不意味着凭它可以打开哪一座宝藏,这是不必多解释的了。 一、读书要从娃娃抓起 桑塔格是典型的“天才少女”,日记里出现的第一本书是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尽早阅读斯蒂芬·斯彭德翻译的《杜伊诺哀歌》”,时间是1948年9月1日,这一年她15岁。 少女桑塔格跟《词语》中的男孩保罗·萨特可谓“双璧”,他们读书之早、读书之贪婪,都让人战栗。桑塔格曾在《向哈里伯顿致敬》(收入《重点所在》)一文中说:“我最早读的那些旅行书是理察德·哈里伯顿写的,它们无疑可列入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书籍。1940年,也就是我7岁的时候,我读了他的《奇观录》。” 1957年1月,桑塔格在日记中列了两份《童年札记》的大纲,当中提到不少阅读的经历,其中一份未按时间顺序排列,随想随记,另一份则按时序,不过内容没前者丰富。有一条写着:“读典狱长Lawes的《星星监狱两万年》(Twenty Thousand Years in Sing Sing)、[Charles Wood的]《天语》(Heavenly Discouse)和《悲惨世界》。”后面括号里写着Forest Hills的字样。桑塔格家住在Forest Hills是在她9岁、10岁的时候。《悲惨世界》倒可以算作标准的儿童读物,可《星星监狱两万年》是一本厚厚的记述美国司法状况的书,《天语》则是一本讽刺小品文集,实在很难想像10岁的小女孩会读这样的书。 事实上,在Forest Hills时期,桑塔格还在儿童杂志《True Comics》上读过白求恩的故事,读过Albert Payson Terhune那些讲牧羊犬的小说、Lynd Ward的木刻小说《Gods' Man》,自己买过一本谈瓷器的书,并买过一本卡尔·凡·多伦的《美国革命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作为赠母亲的生日礼物。少年桑塔格的阅读范围,似乎不比小萨特的窄。 到了15岁,桑塔格的阅读品位渐趋成熟。那则1948年9月1日的日记除了叮嘱自己去读《杜伊诺哀歌》,还写着“再次沉浸到对纪德的阅读中——他写得何等明晰精确!说真的,还是他这个人无与伦比,相较之下,他的小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而《魔山》是那种让人读上一辈子的书”。她说“《魔山》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如果单论情感的冲击力,“我会选《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一日的日记里摘抄了贝洛克的名句:“当我死去,我希望有人说:他的罪殷红,可他的书被读过。” 其实,关于青春期之前的阅读,我一向有个“理论”,就是读什么都不要紧,读什么也都无所谓,只要达到一定的量就是。小萨特读了好些凡尔纳,少女桑塔格把有名的小说全撸过一遍,这些说到底也都与他们后来的成就无关,像小孩子嘴里出来的一些趣话,逗是挺逗,但没意义。 二、保持速度 桑塔格在谈到卡内蒂时讲过:“对于早熟的孩子来说,思考就是一种速度”(《作为激情的思想》,收入《在土星的标志下》)假如我的观点不错,量是关键性的因素,那么在短时间内消化大量阅读内容,就涉及速度的问题。 读书界一直为一种“慢读主义”的保守势力支配着。“慢读”,我当然也赞成并奉行着,读《精神现象学》时,我很少快得起来。然而,在我看来,以何种速度读,这件事不应该由读书人自行决定,因为它已由书本身的性质天然地决定了。《精神现象学》不能快读,可《辨证理性批判》就得以较之《精神现象学》更快的速度读,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关于读书速度,日本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在《如何读书》一书中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认为读书就是要顺着“观念的急流”而下,“读书有点像吃荞麦面。荞麦面这玩意儿,就是要不辨其味地呼哧呼哧吞下去。如果不一气吃下去,那可就太傻了”。 桑塔格青少年时代读的那些小说,《魔山》也好,《卡拉玛佐夫兄弟》也好,《伪币制造者》也好……再好的小说,也不过是荞麦面,完全不必以非常慢的速度读,我是这么认为的。 说起来,桑塔格的读书速度也不算特别快,也许只是比一般人快而已。日记中有这样的例子:1948年9月10日,“我在半夜两点半读完了这本书(指纪德《日记》第二卷——引者按),就在我得到它的同一天”;1949年3月1日,“我今天买了一本《旋律的配合》(Point Counter Point),一气读了六个小时,读完了它”。按今天的版本,纪德《日记》第二卷有496页,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旋律的配合》有612页。我猜我们十四五岁的时候也未必不能在六个小时内读完六百页的小说,问题往往在于,我们缺乏那种连续六个小时读一本严肃小说的热情;套用萨特的话说,我们没有那份“向人类的智慧发起猛烈攻击”的冲动。 三、看了又看 在欧美学术界有一种“阅读虚荣”,总结起来,就是“你不能读(read)一本书,你只能重读(re-read)一本书”。言下之义,某本书你早就应该读过了,假若你没读过,就是不够格了。桑塔格小时侯啃文学名著,倒是预防了这一问题;依西方评论家的标准衡量,桑塔格也就是在古典学上吃一点亏,别的方面可说是无愧色。 事实上,桑塔格的确经常“重读一本书”,在日记中,这类记载非常多。比如,1949年8月17日,“重读(亨利·詹姆斯)的《丛林野兽》。绝对是令人战栗的体验。小说带来的那种沉重的压抑感挥之不去”。1949年10月21日,重读纪德的《背德者》。1950年1月9日,重读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1950年9月11日,重读《美丽新世界》。1950年11月17日,重读毛姆的《自传》。1957年1月6日,重读纪德的《忒修斯》。1960年1月13日,重读《安娜·卡列尼娜》。1960年12月20日,重读康拉德的《在西方注视下》和亨利·德·蒙泰朗的小说。 如果说阅读真有什么不二法门的话,我想,那就是重读了。连钱锺书先生那样有复印机式的记忆的人也每每重读,中等才智的就无须说了罢。 四、读了不是为了秀给人看 桑塔格《单一性》(收入《重点所在》)一文有一个给我留下了极深刻印象的开头:“您最喜欢的作家是谁?许多年前一位采访者这样问我。——只说一个?——对。——那就很容易回答了。莎士比亚,当然了。——啊,我万万想不到你会说莎士比亚!——老天,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 这一来一往的问答,让我既感动又佩服,感动于桑塔格的诚恳,也佩服她的定力。桑塔格接着写道:“有许多东西我没有纳入自己的小说和文章,其中有不少是我真心喜欢的。我没写它们,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之并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我从未觉得关于莎士比亚自己有什么话非说不可),或者因为我尚未获得足够的内心自由来谈论它们。” 读一本书,不是为了写它、引用它,也不是为了在人前显露我其实读过它,这对一个批评家而言,是需要一点定力的。记得钱穆曾教导学生“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见严耕望《从师问学六十年》一文,收入《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这份自然洒落的态度其实是没有几个职业学者、职业批评家当真做得到的。桑塔格日记里记录过的书,许多都没有再出现在她笔下,这虽是读书人的本分,但同时也是了不起的。 当然,桑塔格年轻时读过的书中也有一些是渗入其思想深处,有时会自然地反映出来的。比如她那时特别欣赏的《魔山》,对其情节的探讨就出现在后来的《论摄影》(黄灿然译本第162页)中,而将近二十年后,在《论被翻译》(收入《重点所在》)一文里,桑塔格又谈了《魔山》重译本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读书人一以贯之的东西。 2000年的文章《作为阅读的写作》(收入《重点所在》)里有一节道:“想像肥胖、虚弱的亨利·詹姆斯在兰姆大宅一个房间里来回踱步,向秘书口述《金碗》。且不说我们很难想像詹姆斯的晚期散文如何全部通过口授,更别说那部大约在1900年出厂的雷明顿打字机的噪音,难道我们不应假设詹姆斯重读打印稿并作大量改动吗?”此次读《重生》,我发现了这部雷明顿打字机的踪迹。1956年11月16日的日记记载了桑塔格阅读提奥多拉·鲍桑葵(亨利·詹姆斯的女打字员)回忆录之后的感想,其中讲道:“利昂·艾德尔谓,在詹姆斯的中期文风与晚期文风之间有一断裂,而它恰恰发生在詹姆斯不再向之前那个会速记的秘书口授,而改向B小姐口授、由她打字的那个时候。雷明顿打字机的节奏是他唯一能忍受的打字声,在他的病床上,在他临终时,他还叫人去拿他那部雷明顿。她为他打字。詹姆斯是在他的打字机的噼啪声中过世的。”44年之后,桑塔格在文章里用上了自己23岁时读过的一本书中的内容。这就是一个读书人一以贯之的东西。 五、分清职业阅读与非职业阅读 1949年5月26日,16岁的桑塔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书,这一天她突然审视自己的生活,惊恐地发现自己差点就滑进学术生活的泥沼里去了。她揣想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轨迹:在英文系保持好成绩,接着念个硕士,当上助教,找些没人在意的冷门题目写几篇论文,然后“在60岁时成为丑陋的、受人尊敬的全职教授”。她大叫“耶稣基督”,决不想过这种日子。 为何会有这番省察呢?原来,她当天在图书馆里浏览英文系的论文,看到了诸如《伏尔泰作品中“你”(Tu)和“您”(Vous)的用法》、《费尼莫尔·库珀的社会批评》、《布莱特·哈特在加州报刊上的作品总目(1859-1891)》之类的无聊题目,对学院生涯丧失信心。 事实上,桑塔格在学院里还是呆了一段时间的,在哈佛当过助教,后来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春季学期,她要协助雅各布·陶贝斯(Jacob Taubes)上宗教社会学的课,在她的日记里列了不少准备买的学术著作,不知其中有多少最终购买并阅读了。书单里有卡尔·巴特的《教会教义学》、马克斯·韦伯的《古代犹太教》、朔勒姆的《犹太神秘主义》、W·W·福勒的《罗马人的宗教经验》、A·D·怀特的《科学与基督教神学冲突史》等,也有一些跟宗教没有密切关系的书,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社会的性与压抑》、M·墨雷的《西欧的女巫崇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桑塔格人生中的“哲学期”,她在哲学上最用功大约即在此时,日记里萨特、黑格尔、康德的名字四处散落。 可是,桑塔格知道自己不喜欢干这个,也不适合干这个,1960年2月29日的日记里数说自己教书不称职的种种不是。应该承认,她最终逃离学院生活,是明智之举。对她而言,教书要用的书属于职业阅读,自己想看的书属于非职业阅读,我认为,她在这方面是好恶分明的——她最爱读的始终是文艺作品或文学评论,而不是哲学和宗教。 七、列书单与逛书店 《重生》的副题起得很对,桑塔格的日记和札记很难区别,有时她干脆拿日记本当备忘录来用,上面登记的许多书名,你常常搞不清楚是表示读过了还是想要读的、已买的还是未买的。 桑塔格列的书单有的很长,上面举的那份宗教类书单就有21本。多数情况下,书单里的是她准备找来读的书,如1961年夏天一份书单列了11本书,法文的占了7本,包括米歇尔·莱里斯的《人的时代》(《反对阐释》里有篇文章是谈莱里斯的)、乔治·巴塔耶的《色情史》、让·瓦尔的《哲学的防卫与扩大》、胡塞尔的著作集与遗作集、罗杰·卡瓦约的《诗艺》以及《仰赖诗人们:克洛岱尔》,英文的分别是罗伯特·米歇尔斯的《性伦理》、托伦斯的《加尔文的人的观念》、哈纳克的《基督教的传播》、布鲁克斯·亚当斯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这份书单上只有莱里斯那本勾去了,编者推测桑塔格后来买了此书。尽管其他10本可能并没读,但多少可借此看出当时桑塔格的阅读趣味。 书单偶尔会注上书店地址,应该是她读了书店寄来的书目或杂志上的广告后随手记下的。比如,291页的书单上有巴黎两家书店的名字,一家是La Hune(我去过这家在圣日尔曼德普雷的有名书店),另一家是Librairie Plon。不过,在紧接着的一页,1961年9月19日的日记中,桑塔格又说:“奇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昨天想看一份图书目录,可是怎么都看不下去,最后扔掉了。我开始能分别好坏良莠了!”事实上,桑塔格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爱买书的人,尽管跟真正的藏书者比起来,她还不入流。 桑塔格喜欢逛书店,她的文章里提到书店的地方也相当多,比如《论摄影》里说:“对我来说,这种启示发生在1945年7月我在圣莫尼卡一家书店偶然看到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照片。”彼时,她12岁。再如收入《同时》一书的《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里说:“大约十年前,我在伦敦查令十字路一家书店门外摆着的残破的旧平装书堆里翻寻时,曾碰到一本《巴登-巴登的夏日》。”这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日记里关于书店的内容也不少,如《童年札记》里有一条记着她在洛杉矶一家叫匹克威克的旧书店买了一本旧的《文明及其不满》,后来她在同一家书店因为偷《浮士德博士》被逮住了。这大概是她十三四岁时的事情。1960年春天的日记里则记着牛津的Blackwell书店新书打七五折的信息。最具象征意味的,也许是1957年9月17日,在英国游学的桑塔格进了伦敦最大、最知名的Foyles书店(我也去过),在哲学区耗了一个钟头,最后一无所获,空手离开了。说到底,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写书给别人看的人,一种是看别人写的书的人,桑塔格无疑属于前面那个阵营,虽然她有时会产生自己属于后者的错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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